而实现这种目标的具体体现是，政府管理不能受到破坏，市民以及管理者不会违背自己应该遵守的道德义务。

这一思想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异曲同工，只是历史已经翻到了东方这一页。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

现代性由科技所推动，科技进步无止境，现代性就表现为一个未完成式。[44]卢梭，见前注[22]，第50页。而执行权是特殊性的力量，只针对个别的具体的主体有效。康德观察理念与现实关系提出了两个原则，引导原则和构成原则。转型的问题是如何从实然转变为应然。

二级意味着更高一级，二级现代性是不断升级的更高级现代性的统称。施米特既要克服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守护宪法，又不信任魏玛宪法可以不受资本的侵蚀。地票交易成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助推扶贫开发的重要手段。

4 结语 就中国目前的土地法律体系而言，无论是为私益目标提供法律强制力之土地管理权体系，还是为公益目标提供法律强制力之土地财产权体系都不足以表达已有的实践做法：尽管三地做法不一，但都存在共同的事实，即综合各方因素，在国家、集体和个人间合理地规划土地资源、分配土地增值收益。通过落实和量化土地产权，从产权安排上解决资源初始配置的不均衡。土地发展权机制通过界定自然文化遗产地土地性质，明确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推行遗产地土地使用管制和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机制，将市场的自发调节与政府的强制管理有机结合。通过土地发展权的设置可在土地规划管理阶段从源头适当遏制城市的建设用地需求确保农业用地数量、质量，通过警察权限制的方式采取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充分考虑耕地的质量、容积等条件，合理规划土地用途，注重耕地的科学保护。

但长期以来，受土地产权模糊、市场不完全、价格机制缺位、收益分配不合理、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土地市场的价格、供求、竞争和利益分配等机制受到较大程度的扭曲[21]，市场调节失灵。作为一种土地利用政策工具，土地发展权的制度设计就在于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在资源分配中的主导作用，辅之以警察权限制，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最优（图2）。

金包银实施的核心环节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具体表现为：赋予农民和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权，妥善分配土地性质变更后的发展性收益，通过实体分割（如公寓和店面）、股权分红（集资入股厂房、配套用房）等方式，在保障失地农民和农民集体的财产权以及分享城市化红利机会的同时构建可持续收入来源机制，从根本上确保农民失地不失收。完善土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借助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接受区旅游开发商按开发强度购买超基准容积率，发送区以容积率流转实现土地发展权价值[23]，以此分摊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本，降低保护压力。具体表现为：城市土地迅速升值，自然文化遗产所占用的土地因再发展能力受损而转化为保护的经济成本，受管理控制的需要，其周边土地的再发展能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进一步损害了土地发展性利益，加剧了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这种压力随着土地升值而不断强化。

土地交易所实质就是土地发展权交易的中介机构，系非营利性事业法人监督服务机构，主要职责在于建立农村土地（实物和指标）交易信息库，发布交易信息，提供交易场所[③]。这种制度设计契合所有权社会理性规则，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以尊重和保护产权为基础，坚持民主自愿、公平协商的原则，通过讨价还价、谈判协商、公平交易的方式以合理的市场价格补偿权利人（集体、个人），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2007年珠海区政府以龙潭经济联社辖区内1200亩果林为试点，由政府出资与113户果农签订合同，约定以1500元/亩/年的价格（租期10年）向农户租地，集中建设农业生态果园，收益65%归果农，35%归政府。通过受限区与非受限区容积率的量化、限定和转移，保证农民的合理补偿减少农地流转，限制开发程度，遏制过度开发（图3）。

此外，中国目前的土地权利立法多是重静态层面的土地权利而忽视动态层面的土地权利，且相关权利皆是从土地所有权中派生出的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限制。地票的产生需经历4个环节：申请、依标准复垦、验收、合格后申请确认并核发地票，地票产生后需通过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借助市场在全市范围内调剂农地转用指标，提升农地价值，补偿复垦成本。

其中，‘金是村庄外围建设的工业集中区配套用房，实行统一政策、规划和标准，采用上公寓下店铺的形式为失地农民提供收入来源，通过征地拆迁政策保证失地农民拥有一套自用房、一套出租公寓和一间店面（或股份））。珠海湿地是中国地方政府运用土地发展权理论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益尝试。

研究结论：土地发展权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土地管制方法，也是深化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实现土地产权清晰化、资源配置最优化、收益分配科学化、土地交易市场化的内在诉求，其设置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基于三十年来土地发展权的本体研究，在所涉价值路向的指引下，就相应土地发展权实践展开体系思维[9]之系统研究非常必要。研究结果：土地发展权具有4大功能价值，即：创新人地关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珠海湿地源于素有广州南肺之称的万亩果园，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开发、村民违章建房等使珠海区大量农地被占、果园被毁，湿地面积锐减，环境破坏严重。从以保护农地资源和环境为目的的概念引入，到中国语境下的精准扶贫、脱贫的实践应用，实际上反映了土地发展权本土理论的再创造和制度再创新。简言之，土地发展性收益的基本逻辑为：强调规划管制→承认土地发展权→建立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市场价格―合理征税）。

2.3完善土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土地发展权的经济功能强调通过市场主导与政府辅助的有机结合，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赵谦（1981-），男，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公平问题实际上就是利益分配问题[19]，人地矛盾源于增值收益的分配不均，中国虽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指导，以《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为核心，以《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具体操作标准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体系，但相关立法并未形成一套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致使土地征收过程中矛盾纠纷激化、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科学合理的土地发展性利益分配机制，事关民生，关乎社会公平、和谐和稳定。2014年《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要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土地发展权的归属设置应基于公平分配的原则同时兼顾国家和失地者。

地票交易是中国地方政府运用土地发展权理论探索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有益尝试。[③]2008年《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第5条：设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监督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在市国土资源、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建立农村土地（实物和指标）交易信息库，发布交易信息，提供交易场所，办理交易事务所。

以往的土地征收是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进而政府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和征收获取土地增值，这一过程强行剥夺了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性利益的权利，造成利益分配失衡，人地矛盾尖锐。[②]2008年《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本办法所指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特指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可用于建设的用地指标。土地市场是在用地需求与供给关系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并通过供求机制、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共同实现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良好的土地市场能够有效调节土地供需矛盾，促进供需平衡，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①]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为土地资源最大等价、自由交易创造空间，实现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效率的最优化。以湖北省为例，自2017年增减挂钩指标实现省内流转以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共筹集扶贫资金105.25亿元 [32]。

我国现行的土地开发利用管理制度既不能遏制土地违法行为，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锐减问题。以《土地管理法》修订为契机，借助于法权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工具来保障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增值收益公平分配目标得以有效实现，无疑是土地权利体系建设的内在理性之表达。

解决人地矛盾，维护社会公平。3 理实相融、知行合一：以土地发展权实践为例 虽然中国并未设置土地发展权，但中国部分地区的土地利用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利用了土地发展权理论，并内化为具有中国意识、中国特色的实然层面的土地发展权模式，验证了土地发展权理论、功能的可行性。

基于经济发展规律，引入竞争和产权公平交易机制，从交易环境上协调各类土地供需不平衡。3.3协调发展：重庆地票交易模式 地票交易就是土地权利人自愿将闲置的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复垦为耕地[②]，经验收合格后产生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实质就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发展权本身所具有的义务性和限制性即是政府干预过程的天然体现，即在土地开发利用中，通过警察权的行使实现对土地资源配置的控制、引导、统筹、协调和监督作用[23]，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地结合。这一变化不仅是突破现行土地法体系的封闭结构，深化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实现土地产权清晰化、收益分配科学化、土地交易市场化的内在诉求。

此外，地票交易具有反哺三农的重要功能，通过增减挂钩制度增加土地资产收益，获取扶贫开发资金，为实现贫困地区发展提供财政支撑，不仅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也为缓解地区间用地矛盾提供了有益借鉴。[10]同时对缓解、根除愈演愈烈的人地矛盾，强拆、乱拆、征地补偿与市场价值脱轨、小产权房屡禁不止等乱象，加强土地利用监管，保障城市治理的目标实现，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2 四位一体：土地发展权的多元化功能进路 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要想从理论构想过渡到制度实践必须具备实效性和可行性。地票交易以市场手段调剂农用地转用指标，依靠价格形成机制提升农村土地价值，采用先补后占的用地模式，成功运用土地发展权制度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范围的等量置换，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平衡耕地占补指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此外，土地发展权的制度设计在于强调以法律的形式规制土地市场与政府行为，通过有效的公众监督机制强化市场的公平交易、监督政府的决策透明，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3.1绿色发展：广东珠海湿地模式 2018年12月珠海湿地入选‘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新40案例[25]。